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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许每个都市人心里，都住着一个陶渊明。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，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。躬耕劳作，亲近自然，天地开阔，心也一定欣悦自由。2011年，作家王骞在济南南部山区找到了自己的“桃花源”，七年时间，有空则往，“种地，种山，种自己”。七年“桃花源”生活，也最终化成这一本《种山记》。

“桃花源”里可种地虽然祖辈是农民，但王骞从小生长于城市，从未与土地打过交道。城市遍布钢筋水泥，人们穿梭其间，永远步履匆匆。2011年到2018年，王骞在济南南部山区凤凰岭租下一个院子，开始种地生活，“躬耕劳作，融入山区”。“有时候，我问自己，究竟什么吸引了我？其实，那是因为不喜欢喧嚣的、嘈杂的、被动的、死板的生活；还有，对于辽阔的、神秘的、变化的、温润的，甚至残酷的大自然，我还没真正亲近过呢！”在“桃花源”，王骞真正体会到了这种“亲近”，“真正开始种地才体会到土地给予人的惊喜：一粒种子埋到土里，每一天都在变化，多少天之后，突然变成了一个抱不动的大冬瓜！”与很多人在农村买个院子“休闲”不同，王骞是真正在土地上“躬耕劳作”，“劳作当然会劳累，地里有干不完的活，劳作当然也会带来幸福，但那是和痛交织在一起的幸福”。头戴一顶草帽，肩扛一柄锄头，从玉米地里走来，妻子跟王骞说：“像个农民了。”确实，扛着一把锄头下地就是中国农民的“典型形象”，“躬耕劳作”也让王骞深切地体会到，在众多农具中，“最方便、最应手、用途最多的，非锄头莫属”，“锄头在地面平直滑行，可以清除地面的杂草；略微调整锄刀入地的角度和深度，可以去除地里深层的草，铲除杂草的根部；锄刀深度入地，带动整个锄头深入土层，可以起到翻地的作用，替代铁锨和镢头的部分功能。农作物生长起来，需要除草兼培土，锄头是当之无愧的重要角色。一边用锄头锄草，一边用它翻起泥土，堆到作物的根部，一举两得。有时候，向左或者向右旋转，调整锄刀与土地的角度，就是将锄刀斜着使用，用锄头在地里蹚出土沟，用于播种或栽秧，可以替代镢头的作用。”

王骞在桃花源所谓耕读传家，一笔一锄。数年握锄耕作，王骞手上早已磨出老茧，掌心之外，老茧甚至已经攀上指肚，“用过的锄头，也懂得珍惜，平日沾上泥土，就用石片拭去，再用杂草擦抹，保持锄头的干净。这样的爱惜，如武人擦枪，如文人净笔，是心系此物了”。天地自然，万物生长如果仅限于“从事田间劳动”，那么种地将仅限于身体的劳作，但对于王骞而言，身体的劳作呼应精神的世界，两者互相激发，是一种复杂的从身体到灵魂的独特生命体验。就说锄头，对于王骞而言，锄头不仅是干农活的工具，更是藉以“内观”“省视”的工具，“于承惠先生说过，农活养成好手感，比健身房、拳击馆里更先进的体育器材，是中国农具。农民有高手素质，但为何还要被欺负？因为没开思路，一遇非常，吓得不知道用。”不仅如此，如果将锄头使用得极为熟练，可将锄头堪当兵器，操锄者亦堪称“武林高手”，那么进一步，“笔法就是枪法，枪杆就是笔杆”，“李仲轩口述、徐皓峰撰文的《逝去的武林》一书，说到书法和运笔，有这样一段：书法要空抡，在下笔前，要有不落在纸上的动作。如写一个小字，空抡时大横大撇，是写大字的规模，只不过落在纸上的是一个小字——这是字大于形。”如此种地，则也是种山，也是种自己。

山就在王骞“桃花源”居所的小木屋前后，“小木屋右后方一座小山，曰大孤堆山，左后方一个小丘，曰小孤堆山。大孤堆山位于一片平地中央，15分钟即可登顶，“驻足山巅，极目四望，东西南北皆有山峦，唯此山拔地凸起，大而孤也，大孤堆山，名副其实！貌似谦虚，实则孤傲，自有一番气度和风骨。”于是，一片山，一块地，一个小院子，四季变化，万物生长，王骞在这里看到了柿子、高粱、芝麻、香菜、萝卜、大蒜、大白菜、山药蛋等等植物的生长，赏到了红、黄、白、绿构成的迷人风景，更是用心体会到了天地自然、万物生长的辽阔。这种种感受，如盐入水，化于字里行间，总结而言，王骞觉得南怀瑾先生在峨眉山闭关三年所言，正是自己在“桃花源”的感受——“我那时尽享清福，每夜的月亮都看得到，不管弯弯的眉毛月，半圆的月，圆满的月。看到上空都是蓝天，加上万山冰雪，四周上下整个水晶琉璃世界。尤其夜静更深，不要说人看不到一个，鬼也看不到半个啊。那时冷得很哦，冷到已经不知道自己冷不冷了。就在那个时候朗诵一声诗句，或者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大地好像都在震动。”王骞确定，天地自然中的这种体会，是一种生命的成长，“何谓种山？简单解释，就是在山上播种、耕种，让作物向上生长。桃花源原本就地势较高，倚山、背山，在此耕种，可谓种山。其实更深一层，种地、种山，都是在自己的内心耕耘，都是种自己。”

梦已逝，缘未尽王骞说，之所以有《种山记》这本书，不仅因为有七年间的山居生活，还因为自己愿意拿起笔来记录，“每次去我都会写日志，在地里干了什么，或者去集市上买了什么，事无巨细。比如在集市上买了种子，遇见了某人，某人说我买的种子不行，遂又往另处再买等等，一一记录下来。”如此，仅日志，王骞就写了60万字，精选其中四五万字，便是《种山记》中的“山居日志”部分。另一部分“山居随笔”，则来自王骞的博客，“随时写下的一些与土地有关的文章，是山居生活自然而然的派生物。”当年最多的时候，王骞在博客里写下的文章多达一百万字，《种山记》精选了其中的三四万字。有意思的是，《种山记》采用双面阅读的形式。这边翻阅，是“山居随笔”，畅谈土地与人生，听风雨，品滋味，谈世界；那边翻看，是“山居日志”，记录节气与作物，说种植，持农具，做美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山居日志》中诸多细琐记录，不仅是作者本人生命历程的“实录”，也具备记录特定时空人们生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。如日志中所记赶集一节，堪可谓一段社会生活纪录片：“集市南边就有农具销售区，一把铁锨二十五元，一个锨把十元，总共三十五元。锨把末端竟然刻有品牌名称，说明农具经营已经具备品牌意识。集市转悠一圈。冬天这个季节，农民售卖的蔬菜多是萝卜、白菜，或者油菜、菠菜，还有地瓜和芋头，与我们自己所种、所收的作物相当。也有芹菜、菜花、卷心菜，应该属于大棚种植的作物。集市中央磨面的作坊，有人排队等待，生意火热起来。集市还有卖茶汤面的，小米浸泡之后，磨成细粉，现场炒制。还有炒栗子、炒花生的，这样的干果就地取材，集市销售，购销两便。妻子购买两斤炒花生，七块钱一斤，炒栗子一斤十三块钱，购买十块钱的。”

南山集市既已有字数众多的日志和随笔，为什么还是想出这样一本《种山记》？王骞说，那是因为自己心里依然有一个当作家的梦想，“作家当然要写书，两年前我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龟先生》，是与甲骨文有关的，对普通读者来说，《龟先生》或许是太难读了。之后我又计划写一本《人面鼎》，但是很难。在这两本书的间隙，我就想写这样一本读起来会比较轻松的《种山记》。”当然，这本书也是对七年桃花源生活和那段生命历程的无限怀念。2018年秋冬，天气日寒，“冬天去了，春天没有如期到来”，“桃花源”变成一片荒芜，小木屋成为一派瓦砾，“风吹雨打，天地翻覆”。一度寄放情感和魂魄的“桃花源”变成废墟，只有几棵香椿树依然站立，“残阳之中，迎风挺拔，仿佛欲言又止”。2019年元旦，一场不可逆转的变故又向王骞袭来：共同耕种收获、听风沐雨的妻子突患重疾，与病魔对抗九个月后，撒手人寰。忽而，“桃花源”没有了，忽而，妻子没有了……妻子走后，王骞六神无主、失魂落魄，“甚至感觉自己如同行尸走肉”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有《素常乐为之药》一文，其中有言：“予生无他癖，惟好著书，忧藉以消，怒藉以消，牢骚不平之气藉以消。”“全盘皆输，无数细节，节节断裂”，对王骞而言，唯一的疗伤办法，是坐在电脑前，沉入写作。所谓“御疾之道，贵在能忘”，不能忘，也要“迫之使忘”，虽然“迫之使忘”，何其之难。唯一的办法，是把一切写下来，唯一的办法，是告诉自己，“我和这个世界缘分未尽”！

记者：钱欢青 编辑：徐敏 校对：杨荷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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